狮泉河缓缓流淌，滋养出一片绿莹莹的湿地，藏羚羊和野驴悠闲地散着步。湿地一旁，高耸起一座百米高的悬崖，一字排开的三个洞穴，高高挂在半山腰。正值盛夏，阳光炽烈，但天气凉爽，7月中旬刚下过一场暴雪。考古学家王社江的绿色冲锋衣里面，叠穿着衬衣和毛衣，旧旧的牛仔裤已经泛白、发软，口袋处擦破了几个洞。
“慢点儿，不能走得太快。”王社江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笑着提醒。7月27日接近中午，记者与考古队员踩在沙砾和岩石上，一路缓缓爬山。这里是西藏自治区阿里革吉县的荒野，海拔4700米。王社江61岁，其余三个人都是三十出头。每走一段，就要歇一会儿，等待过速的心跳平复。爬到洞穴脚下，一块近乎垂直的岩石挡住去路。考古队员靳英帅手脚并用爬了上去，在上面找到一架梯子，递了下来。
一段5分钟即可完成的路程，用了近20分钟才抵达。8年来，王社江已经爬过这座悬崖数百次。这几个洞里装着人们对于青藏高原最新的认识，蜚声国际学界。
陕西人王社江称这些洞穴为“洞子”，语气亲切。吸引他们来此的，是洞子里留下的罕见的古人类遗存。在洞穴的荫庇下，遗存层层叠叠埋入沙土，保留下至少三个时代的痕迹，最早可追溯到10万年前。而长久以来，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证据仅停留在万年上下。
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这一轮考古行动的收获，颠覆了人们对高原古人类乃至全球古人类研究的诸多认知。今天，他们从这个洞穴出发，寻找青藏高原上的祖先。
远眺狮泉河边的梅龙达普洞穴遗址 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洞中十万年
阳光照进洞穴，朝外的一半被打亮。岩壁上，白色的海洋生物化石，留着青藏高原还在海底时的远古记忆。而鲜红的人形、手掌和太阳岩画，以及佛教真言，则记录着人类与这个洞穴的故事。
在洞穴中心，一个14米多深的深坑直抵岩石层。王社江站在深坑边缘，仿佛面临深渊，画面蔚为壮观。这是在2018年至2023年6年时间里，考古人员以每层2至5厘米的深度持续发掘而成的。古地质、古生物、古环境、年代学等专业学者，都进入过这个深坑，破解洞穴的身世。
行走在洞中，脚下稍微用力，便带起一阵粉尘。洞中的土壤和动物粪便，在数万年的干燥环境中化为极为细小的颗粒。当考古队员在这里挥铲时，动静如同水泥厂的车间，尘土漫天。他们从拉萨专门运来工业抽风机和发电机，戴上防尘口罩、护目镜，戴着耳塞减弱抽风机的轰鸣声，再套上耳套。
“还不仅是粉尘，还是粪尘。鸟粪、羊粪、蝙蝠粪的粉尘无孔不入，一身臭味。”靳英帅说。他们不好意思住酒店，便在县里租了两间平房住。
在洞中，每次下蹲，都有一股窒息感涌来。这种高原反应比爬坡更难受。刚开始在此发掘时，王社江回忆是“心脏都要跳出来”。
王社江是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委会主任。他性格周到细腻，多年前，考古队在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附近村部驻扎，他每天给全队烙饼、下面条。在车上，他一边跟年轻队员聊天，手里一边掰掉饼上的霉斑，递给大家吃。那是附近县城能够买到的最好的干粮了。
他主持了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的考古发掘。这个洞就是他发现的。
2018年7月，他在从那曲去往革吉县城途中遥望到这几个山洞，随后带着队员进洞勘查。第一次进洞时，靳英帅猛然被山洞的巨大所震撼。“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洞！”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抬头看不到顶，一眼看不到头。”
整个洞平面1000多平方米，深处还有一个隧道，有探洞者进入过，绵延上百米。而洞里的土层堆积，则更令人惊喜，这意味着土壤中会有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甚至可以测定年代。这几个洞，不啻为青藏高原送给当代人的一份厚礼，由考古工作者拆封。
牧民告诉他们，这座山叫梅龙达普，意思是“腰间的镜子”。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群由此得名。
“在我们上青藏高原之前，人们对于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几乎是一无所知的。”王社江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人员，2012年初次登上青藏高原展开调查。在此之前，科研人员仅在20世纪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发现过一些零星遗存，所获信息有限。
与青藏高原并称为世界三大高原的，是非洲埃塞俄比亚高原和南美安第斯高原。埃塞俄比亚高原上，人类活动的极限高度是海拔3500米左右；安第斯高原的人类拓殖高度上升到4480米。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的出现，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打破了很多世界纪录。
如同世界上那些知名的洞穴遗址，梅龙达普也被不同年代的人类反复当作家园。从下至上，有三个不同时代的地层，分别距今10万至5万年，距今4.5万年，以及距今4000至3000年。王社江说，考古更多时候只能捕捉到历史瞬间，但梅龙达普罕见地留下了一段绵延纵深的历史轴线。
上图：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发掘现场 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 下图：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二号洞穴的石头墙 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第三期石制品、骨制品和装饰品遗存，距今约4000至3000年。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
梅龙达普洞穴的使用持续到几十年前，牧民还在里面圈养羊群，他们垒砌的石墙仍在。这也能算是第四个时代。十万年间，洞穴永在，人类来来去去，暂居其间。他们到底是谁？与我们是否有血缘关系？
青藏高原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只掀起了一角。
牛盈宝
考古队员在西藏阿里调查途中采集石器。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7月28日，王社江驱车离开革吉县城，带上记者和两名年轻的考古人员，继续在附近做考古调查。此地的地貌，由一个连一个的巨大盆地组成，四周山脉平缓，如同微风之下波涛起伏，公路平整如新，舒缓地穿越盆地中心。
王社江一边操纵方向盘，一边向两侧打量，凭经验搜寻可能存在的遗迹。“这是个超级‘大家伙’。”他提醒记者。眼前这片盆地中，连绵不绝地分布着古人类遗迹，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
又驶出100多公里后，他突然将车开出公路边沿，颠入碎石嶙峋的戈壁。然后猛踩一脚油门，驶上一片台地。考古队员下车，弯腰在满地碎石中寻寻觅觅，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几块人工打制过的英安岩。这种黑色石头，由于硬度、锐度都十分适合加工利用，成为古人类打制细石器的上佳原料。
但王社江纳闷，捡到的大多是原料，却很少见到成品，不像是古人停留过的“根据地”。他抬头远望，几公里外有一片湖泊，中间是宽广的谷地。“去那边，保准有。”他走向通往谷地的缓坡。
缓坡上矗立着几个来历不明的“巨石阵”，似乎有意地面朝湖泊。靳英帅先走到了最近的一处“石阵”，突然大喊一声：“有了！”王社江赶过去，不住地“哎哟！哎哟！”。眼前，一块硕大的英安岩端正地摆在一块岩石上，在黄色沙石中黑得耀眼。如此硕大的英安岩极为罕见，上下两面平整，二三十厘米见方，外表光滑，颜色纯正，如一匹黑色绸缎。
“一级品！盘状石核王！”王社江双手捧起石头，凑近自己兴奋的脸，与石头对视，“告诉我，是谁把你放在这儿的？”
在这块石头周边数米之内，散落着几片同样材质的小石片。他们试着拼合，严丝合缝，确认是从大石上剥落的。这块大石是一块原料，或称石核，古人类从它身上剥下石片，打制成各种趁手的工具，用来觅食与防身。
他们将这些石器装进样品袋，记录下此地位置和发现情况。王社江相信，附近还有更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遗迹，“咱们还没找到大窝窝”。但已经是下午5点多，还有150公里的回程要赶，只能留待以后。
年复一年，他们开着车在高原上奔驰，越过戈壁，穿过草原，涉过河流，地上的石器指引着方向。有一次，王社江与另一位学者循着遗迹线索，一不小心开到边境附近，路边牌子上写着：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青藏高原形成于4500万年前，古人类留下的旧石器，来自数千至数万年前。相比于群山、沟壑、河流与岩石，每个人都是须臾过客，如里尔克诗句所言：“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王社江估算了下，西藏60多个县，已经调查过40多个，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遗址。然而，西藏如此广袤，一个阿里地区便大于两个山东，如何才算跑遍呢？有怎样的筛选和辨别方法？
“这不太好说。”他眯起眼睛，憨厚一笑。虽然性格坦诚，但这是毕生秘籍。
王社江2012年第一次登上青藏高原调查，此前数十年，他的考古领地在秦岭，成果国际知名。连续十多年在高原调查和发掘，行程数十万公里，经验和眼光由此锻炼出来。“现代人很多地方跟古人是一样的，到一个地方一看，在哪里待着最舒服，就会去哪里。”在路上，王社江吐露了些许奥秘，“实际上跟后人的‘风水’是一样的。”
靳英帅后来补充道，王社江曾跟他讲过，了解古人就是了解自己的过程。扔掉所有现代工具，当你置身在一片旷野之中，你会选择在哪里安身？“看到一个地方感觉特别好，往往就能找到。”他说，“感觉突然古今之间就贯通了。”
他们调查的地方，往往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烟，间或能遇见一些单门独户的牧民。见他们弯着腰在地上找来找去，有牧民好奇地过来问：在找金子吗？不是金子。他们找的是石头，尤其是那种光洁、漂亮的黑色石头。
四万年前的“石器工业基地”
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七楼的办公室里，高星从桌上的样本盒里拿出两块石器，其中一块就是这种炭黑色岩石。石器修长，尖端锋利，握持感很好，像石刀，也像矛头。
从尼阿底遗址地表采集的石叶。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
这两件出自西藏尼阿底遗址的石器，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高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他手握石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它们的原形是石叶，是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志。
石叶技术的成品规范、精致、锋利，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技术标识。石叶流行于欧洲、西亚、非洲、西伯利亚、蒙古地区，繁盛期为距今4.5万至3万年，但在同时期的东亚却罕有发现。
可想而知，当考古人在青藏高原发现这些石叶时有多么兴奋。高星回忆说，当时，考古队员们不顾4600米的高海拔，激动地在空气稀薄的旷野中呐喊、奔跑。那是2013年6月，在西藏那曲市申扎县色林错的湖边，他们用附近的尼阿底山脉为遗址命名。
延绵数公里，尼阿底遗址的石器沿湖边散落。约4万年前，一个到此狩猎或采集的族群，偶然在尼阿底山梁上发现了质地优良的岩石材料。他们采石备料，在山脚、湖边加工，敲打之声叮叮当当不绝于耳。“这里是三四万年前一处石器制造场，面积达2平方公里。”高星说。
2016年，西藏那曲市申扎县尼阿底遗址发掘现场。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
尼阿底还有更好的运气：这里有土层堆积牛盈宝。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在青藏高原做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有一项特殊的便利。这里多属于剥蚀地貌区，在强风和雨水作用下，地表要么一层层剥蚀、削减，要么根本无法留下沉积物。即便数万年前的遗物，也多裸露在地面，俯拾皆是，不必深挖。
然而，困难也由此而来。石头本身很难测定年代，失去原生地层的沉积物和埋藏信息，便难以知晓遗址形成和人类活动时代。以前在青藏高原虽然采集过石制品，但由于无法获得测年数据，难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但尼阿底遗址改变了一切。这里有考古人梦寐以求的原生地层。他们剥开层层粉砂细砾，提取与石器同层的石英砂粒，进行了光释光测年。他们还发现了两粒珍贵的残破螺壳，进行了碳-14测年。两种测年手段的数据相互印证，确认了尼阿底遗址的年龄——距今4万至3万年。
史上第一次，科考人员在西藏发现了有可信年代数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古人类生存历史，从数千年猛然加长至4万年。随后，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又将这个数字延长到约10万年。
人类活动的最高海拔纪录，此前定格在安第斯高原的Cuncaicha岩厦遗址，海拔4480米，约1.2万年前。尼阿底遗址全面更新了这一纪录，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人类适应高原极端环境的认识。2018年，《科学》在线发表了张晓凌、高星等人的论文，公布了尼阿底遗址的研究成果。
尼阿底先民留下了石器制造场，但对自己的下落讳莫如深。居住于此的古人类本应留下更多的遗物与遗迹，包括作为食物剩下的动物骨骼，用火后留下的炭灰，运气更好一点，还会留下人骨化石。这些考古人都没有找到。
高星说，人骨形成化石是极小概率事件，需要极其特殊的条件。如果骨头暴露在外，会被风化降解，只有埋在土壤下，沉积物中的矿物质逐渐取代骨骼中的有机成分，才能变成化石。
“考古就像干刑侦，破远古的谜案。”高星笑笑，“有时候运气会很好，但遗憾更多。”
青藏高原东北部白石崖溶洞遗址，科研人员进行土壤沉积物DNA样品现场取样。图/中新
祖先为何勇闯高原？
青藏高原迄今最早的一块人骨化石，来自高原东北边缘甘肃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身世曲折离奇。
据传，1980年某一天，一名僧人在白石崖溶洞里捡到了这块人骨，这是一件高度石化的右侧下颌骨化石，连着两颗牙齿。僧人将化石送给当地一位活佛，直至近40年后，2019年，化石辗转到了学者手里。随后，一个神秘的古人类种族在中国首次现身。
这位古人生活在距今16万年前或更早，属于丹尼索瓦人。丹尼索瓦人的人骨中，检测出一种基因：EPAS1。这种基因片段至今仍存在于藏族人身上，是一种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特殊耐寒基因。有学者推断，青藏高原古人类正是从丹尼索瓦人身上获得了这种基因，才具备挺进高原的身体条件。
数万年前，没有任何科技加持的古人类，为何要舍弃广阔的低海拔地区，涉险踏上高海拔生命禁区？
“我们经常会被问到：平原这么大，他们为什么到高原去？”高星说，“肯定是有原因的。”比如，在气候环境比较温暖适宜的时期，高原的动植物资源会相对富集，而且人少，竞争压力小。一些人群到了高原，可能获得比低处更好的生存条件。再比如，当平原人口压力增大，或许也会促使一些人群短期进入高原生活。
高星还提出一个观点，人类这个物种天生拥有探索的欲望。到新的地方、到无人区去开疆扩土，或许是出自一种天然的征服欲和好奇心。
高星与美国学者杰夫·布兰廷翰姆曾提出三阶段假说，推断古人类在距今3万至1.5万年进入高原的低海拔地带，进行季节性猎食活动，8200年前进入中海拔地带常年活动，6000年前才实现在高海拔地区的定居生活。一系列新的发现，将这个假说的时间节点大大推前。高星自己更新了自己的假说。
因为拥有石叶技术，距今三四万年前的尼阿底先民，已经属于早期现代人。高星说，一个重大科学问题由此引发——现代人的起源与扩散。“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有不同的假说，比如‘走出非洲说’‘多地区连续演化说’，以及‘连续进化附带杂交说’等。今天，我们所在的现生人群，就是早期现代人演化而来的物种。”高星说，“尼阿底遗址说明，至少在三四万年前，我们的直接祖先——早期现代人——已经到达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谱写了一曲开拓与进取的演化凯歌。”
他们从哪里扩散而来？尼阿底遗址的石叶技术，成为还原迁徙之路的一条线索。
尼阿底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凌说，从更大范围来看，拥有石叶技术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西部的帕米尔高原，西伯利亚阿尔泰、贝加尔湖， 以及蒙古国北部等地区，在毗邻高原的低海拔地区，仅有宁夏水洞沟遗址。如此可以猜想，有两条可能性较大的交流路线：一是从西伯利亚和蒙古北部横穿戈壁，经宁夏水洞沟连接高原腹地；二是从北亚地区绕戈壁边缘，经中国东北部连通水洞沟及青藏高原。
一切都是推想。“由于当前开展的工作有限，现阶段我们还无法精确推断古代人群初入高原和永久占据高原的起始点与扩散路线。”高星补充道。
但有些事实已经可以明确。王社江强调，数万年前的青藏高原，绝非遗世孤立之地。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一期的“石核—石片”技术体系，与华北、云贵同时期石器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可能存在交流。青藏高原是欧亚大陆上的一条远古大通道。
旧石器时代十分漫长，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史或许长达20万年以上。今天有幸发现的遗址，仅仅是几个历史瞬间，想要建立完整的旧石器时代历史，难于登天。“我们在青藏高原解决的学术问题，还仅仅是沧海一粟。”高星说。
研究青藏高原古人类，不仅为了重建过去，也有现实意义。古人类为何、如何挺进高原，适应极端环境，对于探索人类未来面临的环境变化和发展问题也会有所启发。
“比如当气候发生剧烈变化，地球环境可能变得很不稳定，灾变频繁发生。其实目前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变化。以古鉴今，当年我们的祖先是如何适应高海拔极端艰困环境的？人类的适应生存能力有多强？该用什么方式应对极端环境变化和恶劣气候？”高星说，“这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能提供参照和启示。”
高原历险记
高星气质斯文，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在尼阿底的时候，他也难免蓬头垢面，一个月不洗澡。
尼阿底遗址发掘，是一段令参与者们至今不愿回首的艰辛往事。尼阿底距离县城十分遥远，考古队借了村委会两间破旧的平房当作驻地。没水没电，信号微弱，水井在300米外，发电依靠柴油发电机，几个小伙子扯断了数根绳子。
晚上，他们在破沙发和行军床上，头挨头，脚抵脚，蜷缩在睡袋中保持体温，艰难入睡。女队员栖居的小屋本是一间库房，散发着陈年腐肉的异味。每当雨雪纷飞，屋顶总会漏雨，夜里突至的冰雨浸湿睡袋，冰凉刺骨。
高星患有高血压，每次上高原都有强烈高反，红景天和氧气袋效果甚微。有几位队员实在无法适应高寒缺氧环境，身体出现剧烈反应，只好中途撤离。而留下的人，头痛、腿疼、失眠、眩晕、腹泻等缺氧反应如影随形。
长途调查的行程中，危险更是时刻潜伏。
那曲双湖县，平均海拔5000多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县，面积11.67万平方公里，比江苏省还大。有一天，他们在双湖的调查十分顺利，一天发现了五六处遗迹，满载而归。回去之时，几近天黑，车突然坏了。
当时他们距离公路还有三四公里，载着五个人的越野车不停熄火，终于挪到公路边，就彻底罢工了。县城在100多公里之外，呼叫救援几无可能。车坏在野外，彻夜的寒冷和野狼有致命威胁。他们打开手机电筒，挥舞着拦车。一辆四川牌照的车停下，留给他们一个扳手。又一辆去往西安的车辆停下，捎上了两名队员。最后，一辆车拖着他们回到县城，已经深夜1点多。
2013年夏天的那场车祸至今让他们心有余悸。从那曲转往阿里的途中，载有两名考古队员的越野车，一头栽进坡道上突然闪现的短坎，司机手部骨折，副驾驶座位上的陈祖军腰椎骨折，后排的王社江头部受伤。王社江回忆道，幸好路边有护沟，否则就会翻下悬崖。
现场海拔5000多米，没有任何信号，考古队求助无门。两辆车一共7个人，载有大量仪器设备，只能把伤者抬上未受损的那辆车，赶往最近的县城救治，留下两位队员和仪器辎重在荒郊野外。颠簸了4个多小时后，伤员才被送到最近的县医院，但救治条件有限，只好又辗转赶赴日喀则。
简单治疗后，他们又踏上路途，陈祖军则卧床数月，留下了后遗症。而那天被留下的两位队员，直到10个小时后才被接回，在寒夜中饥寒交迫，担惊受怕，度过了最漫长的一天。
在荒凉的世界屋脊上，不确定的风险，直到今天依然时刻相伴。
左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社江（中）及考古队员靳英帅（左）、谭韵瑶在梅龙达普洞穴遗址。摄影/本刊记者 倪伟 右图：201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在尼阿底遗址。图/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
后生可畏
革吉县的地名，在藏语中是“殊胜”的意思，而现实中却如同一片遗忘之地。2012年，王社江第一次在革吉县落脚，县城沿街是大量土房子，屈指可数的几家饭店，饭菜半生半熟。县城最好的酒店里，“没有一个东西是好的”。
那时革吉县和阿里能买到的东西很少，连编织袋、绳子之类的物品，都要从北京或拉萨带来。几年后，317国道通到革吉县，现在他们出发前就网购好一些物资，快递十天可到革吉。317国道即川藏公路北线，逐步贯通后，北线的考古调查如虎添翼。
“每年上来，都感觉变了一个样子。”靳英帅说，“可能去年还没网络，今年就通5G了。”而20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高原做文物普查时，还住过牧民的羊圈。
7月28日，一整天的调查往返近400公里。在天高地迥、山崖无际的藏区，几百公里也近如一箭之地。这天没有专职司机，王社江全程自己开车，他已经练出超常的精力，让年轻人得以在漫长的归途中睡得东倒西歪。
“等你们到我这个年纪，大概可以坐直升机调查了，带上你们的学生。”说这话时，他正驱车翻过5200米海拔的一座山。结束调查回到县城，他从驾驶座上走下时，打了个趔趄。
“我可能再跑个3年吧，”王社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攒了很多资料没有整理，关中、洛南、汉中，还有青藏高原等等。”这一天调查，他们发现了几处新的遗迹，带回一块大石核，高原科考地图又标记上新的点位。与此同时，十几名年轻的考古队员又在革吉的噶尼遗址忙了一整天。
青藏高原是国际学界关注的几大学术热土之一，他们的每一步进展都受到全球瞩目。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新发现，已经数次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靳英帅在美国内华达大学交流过一年，他选择了一位高原考古专家作为合作导师，后来才发现，导师研究的高原只有海拔2000米。虽然他还是个学生，但由于在青藏高原做考古，常常有人兴致勃勃找他讨论。
靳英帅统计过在梅龙达普洞穴遗址工作过的年轻学者和学生，至少有50人。“以后回头看，这里有可能成为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黄埔军校。”他说。
在梅龙达普洞穴的那天中午，考古队员谭韵瑶一直轻盈地走在前方，攀岩过坎，动作敏捷。她是个小巧玲珑的广东姑娘，2018年毕业后进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她是少有的毫无高原反应的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始终与西藏当地考古机构合作。谭韵瑶入职当年，便进入梅龙达普洞穴遗址考古队，经历始终。“我并不是学旧石器时代的，刚开始一两年，我还在学着认石器，梅龙达普项目教会了我很多。”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两位是我们的干将。”王社江指着靳英帅和谭韵瑶，对记者说道，“他们在工地管事的时间比我还多。”他们分别出生于1993年和1995年，都已经是青藏高原上的老队员了。
王社江的身体和思维，总在巨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中移动，难得静止在此时此刻。7月27日，他独自爬到梅龙达普洞斜对面的一座高坡上，眺望这几个无比熟悉的洞穴。“这么多年，我只有两三次在这个位置看洞子。”他坐在岩石上，出神许久。
为了在黑暗环境中进行光释光测年牛盈宝，借助土层中石英砂粒磁性信号的变化测定年代，有时，他们要在夜里爬坡进洞。有一些晚上，站在梅龙达普洞口，看着满天星光，谭韵瑶“灵魂出窍”了片刻。“他们（古人类）是不是也是跟我们一样，在这样的夜晚看到同一片星空？他们心里会想些什么？”她笑了，“突然就觉得好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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